[50]  英国法学家吉米–边沁认为，法律的文风和方法应该简单明了，法律应该是每个人的指导手册， 每个人在不确定的时候都应该有能力咨询它，无需法律解释者的帮助。

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必须要加以重视，因为这不仅是部门行政法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触及到了宪法层面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话题。中心轴是决定立法框架的关键要素，对整个文本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任何立法都需要围绕一个中心轴展开。

但是，《行政处罚法》在处罚设定权下放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和改革必要性。现在，《行政处罚法》中的程序机制或许并不是十分完美的，但已基本成型，此次修法只需做技术性调整即可。它们共同构成了判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依次进行的。二、调控视角之转变：从行政到私人 控制行政处罚权，除了行政机关的视角，亦有相对人的视角。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增加新型行政处罚类型。再如，对于《行政处罚法》第9-12条关于设定权问题的缺陷，可考虑将授权明确性原则予以具体化，从而防止行政机关通过空白要件架空第9-12条的规定。实行特赦是根据宪法规定所作出的重要实践举措，2019年6月，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

1982年宪法在继承1954年宪法对于特赦制度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和实践经验，删除了关于大赦的规定，明确我国实行特赦制度。1978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文章来源：西交民巷23号微信公众号。按照宪法, 叫特赦, 不是大赦。

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形成举国上下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心中，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时间上也只适用于法院判决生效之后。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四）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罪犯实行特赦 2019年6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服刑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年犯等九类部分服刑罪犯实行特赦。至此，新中国先后实施七次特赦，彻底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宪法以及刑法等相关法律中对赦免制度作出了规定。

通过征求各界意见，考虑到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人民不高兴等，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2015年、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宪法两次发布特赦令，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年犯等实行特赦，充分彰显德政之治，怜老恤幼，与民更始，向社会传达宽容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反映了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种类、罪犯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立场，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为了更具体地指导各地执行特赦政策, 当天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对特赦的具体步骤、方法、宣传以及特赦后的安置等作出详细规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通过立法实施宪法，通过立法落实宪法规定和精神。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意见的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凡是改好了的, 我们赦免。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

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和过往实践做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特赦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发布特赦令的特赦制度框架体系。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规定共作出过九次特赦决定： （一）1959年新中国首次实行特赦 1959年8月24日,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致信刘少奇同志：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涉及特赦的规定。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该建议。慎刑恤囚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此后，1975年宪法未对赦免制度作出规定。2019年6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特赦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部分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形成举国上下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心中，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行了九次特赦。

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在草案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研究和及时回应各方面对宪法问题的重大关切，确保通过的法律、作出的决定、决议与宪法的原则、规定、精神保持一致。

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方式，直接适用宪法规定实行特赦对于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彰显宪法精神和力量、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历史上在相关法律没有出台以前，还有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四项的规定，作出《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等宪法直接适用的情形。

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其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正式规定国家的赦免制度。关于为什么要实施特赦政策, 毛泽东说：主要是又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自己站起来了，人民有神气了，问题是个人民问题。宪法规定直接适用的领域相对较窄，适用事项一般也较为特定。

慎刑恤囚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通过征求各界意见，考虑到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人民不高兴等，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

相较于通过制定法律贯彻落实宪法规定，宪法中有一些规定具有直接适用的性质，不必通过其他途径和方式。这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1960年—1975年先后6次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959年实行首次特赦以后，特赦工作按照中央既定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 共释放战犯556名, 另有90名获减刑。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

有些国家规定赦免须经议会同意，有些国家毋须议会同意便可由国家元首直接作出特赦令。此后的历次赦免实践中，我国均实行的是特赦制度，1954年宪法中关于大赦的规定，从未被适用。1978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1949年9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行使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的职权。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提出赦免建议时，就对于我国所实行的赦免制度的性质做了明确区分。我国在宪法规范和实践中都曾有过关于是实行特赦还是大赦的讨论，因此，实行特赦的一个重要宪法问题就是要注意与大赦的区别，明确我国宪法中特赦制度的定位与性质。

这是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推动的新中国第一次特赦。2015年，经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共特赦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服刑罪犯31527人。

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是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实践，彰显了宪法精神和力量，体现了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为今后根据宪法规定实行特赦制度积累了可供遵循的制度经验和实践范本。根据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使赦免或减轻刑事罪犯的刑罚的职权。